从比较法角度看，一些国家注意到这一程序正义问题，因而设计了相应程序机制予以化解。
客观的司法规律一旦被烙上主体的人的活动痕迹，就要承受人的理性选择，从而由一种消极的、受动的外在事物转化为积极的、自为的属人性事物，并因此获得主体性特质。其二，从司法过程的内在逻辑来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人的主体维度共同建构、支撑起司法实践的具体场域。
司法主体具有知识、经验、能力、情感、精神状态、世界观等主观性因素，它们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表征着司法规律的主体性。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司法规律内在地并存于二者共同的母体——社会之中，因此，人对司法规律的认识过程既是对包含自身的社会的认识过程，也是对承载特定社会属性和使命的人本身的认识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规律具有主体性。所谓利用司法规律，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在司法体制安排和机制选择上顺应司法规律的运行趋势和客观要求，最大限度地促成司法定分止争、矫正正义等功能实现。这一过程建立在人对社会客观条件的认识、遵循和把握上，既体现人对社会客观条件的依赖，又体现人对社会客观条件的超越。
这种对立统一运动内含着与司法运行存在密切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这种作用影响甚至左右着司法正义的供求关系，并在相当程度上对司法规律的生成与运行产生作用。[12]Margaret Jane Rodin.Reconside- ring the Rule of Law.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989, pp.797—80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69]参见注[58]，第531页。
[1]对聚众淫乱者科以有期徒刑，可能同时侵害公民性自主权、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简言之，该原则强化了国家干预，削弱了基本权利对国家措施的拘束力。只要警方的搜查行为合乎法定程序，则并不至于引发违宪的争议。[75] 不过，该说的内涵也并不清晰。
在这一逻辑上，此种分类并不妥当，因为不真正的基本权利竞合所指的竞合关系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并非基于复数构成要件存在，检讨法律效果决定的问题。[2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03页以下。
但第37条的保护强度显然高于第41条的规定，故田伟在评析该案时直接衡之以第37条。[19]Vgl. Heinrich/Wilms,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Kohlhammer, 2010, S.81.基本权利竞合在基本权利保护范围阶层的处理也可参见注[12]，第5758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承租人的权利因同居生活伴侣所享有的不受歧视的权利而得到强化。不过，第35条更为具体，应优先予以适用。
第42条至第50条则多为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的社会权。正是基于此种担忧，洛塔尔·米夏埃尔(Lothar Michael)和马丁·莫洛克(Martin Morlok)才明确强调，在处理基本权利竞合时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是，不得经由此种处理而绕过基本权利的特别限制规范以及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所课予的、更重的论证负担。[93]但如果将《宪法》第2章置于基本权利的发展史以及体系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此种编撰体例并非恣意排列的结果，其中：第33条为概括基本权利。[43]虽然施瓦贝(Juergen Schwabe)认为，一般应优先适用受到较弱限制的基本权利，仅在欠缺必要的干预保留的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优先适用受到较强限制的基本权利。
[75]BVerfGE 104，337. [76]参见注[59]，第62页。[17]而基本权利冲突，系指在存在多个基本权利主体因各自所享有的相同或者不同的基本权利而发生对立的情形，[18]如记者的新闻自由与被报道者的隐私权或者人格权冲突的情形。
经考察，可以发现德国的理论和实务无意提出一套统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倾向于个案解决，尤其在自由权的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其解决时间点和重心由基本权利保护范围阶段逐渐转向基本权利干预阻却违宪事由阶段，即从规范排除转向利益衡量。不过，较之刑法学和民法学的竞合学说，基本权利竞合理论稍嫌滞后、粗糙，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宪法规范基本权利构成要件区分并不清晰，有较大解释余地，可经由解释回避基本权利竞合问题。
(三)最大相关性理论 就具体生活事实而言，它对一项基本权利规范而言可能是其核心领域事项，但对另一项基本权利规范而言则可能是其边缘领域事项。理由在于：首先，单纯的保护范围强化在一定意义上与累加适用相当，并且由于它强调基本权利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排除关联性较弱的基本权利，为此，其保护范围可能小于累加适用。[62]Vgl. Christian Hillgruber, in: Isensee/Kirchhof(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Ⅸ, 3. Aufl., C. F. Müller, 2011, S.1074, 100ff. [63]Vgl. Christoph Spielmann, Die Verst?rkungswirkung der Grundrechte, JuS 2004, 373. [64]参见杜强强：中学教师教学活动的宪法保障问题，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以下。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陈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界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学理上对此已有充分讨论，明确区隔第13条和第39条所要保护的法益，只要稍加注意，一般不至于发生误解。
毋宁说此意义上的第33条第3款和第35条一样，相对于作为一般基本权利的第33条第3款而言都是特别基本权利。直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02年1月15日作成清真屠宰案判决(Sch?chten-Urteil)[73]后，这一学说才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
毋宁说，在这种情形下应就个案进行权衡，以决定应适用何项基本权利规范。[30]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予以排除后，规范数量会缩减。
不过，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厘清和界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权利释义学和基本权利判例的发达程度。[83]参加注[57]，第235页。
最后，尽管德国的宪法理论和实务均承认某个人的基本权利可能经由其他人的基本权利而得到强化，但需要澄清的是，不能将此类强化视为基本权利竞合的内涵，一方面因为此种强化的效果并非基于同一主体的不同基本权利请求权而产生的。据此，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受到保护的力度事实上可能小于二者。另一方面，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受害人在多数情形下会开列尽可能多的基本权利规范以期最大可能和最大限度地获得救济，未必充分考虑它们与具体案件的相关程度，有时甚至不考虑其是否具有相关性，这也使得可操作性受到减损。[85]Vgl.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 Aufl., Suhrkamp, 1994, S.17. [86]Vgl. Christoph Sch?nberger, Der German Approach : Die Deutsche Staatsrechtslehre im Wissenschaftsvergleich, in Christoph Sch?nberger, Der German Approach, Mohr Siebeck, 2015, S.2. [87]参见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24页。
理论上，它最早系由温弗里德·贝格(Winfried Berg)于1968年出版的《论基本法基本权利一章中设有不同限制之自由权的竞合》一书中提出的。[92]不过，一般而言，无论是在实务层面抑或是在理论层面都难以接受如下见解：某基本权利由于在抽象层面上具有比其他基本权利更高的价值位阶，故而应排除与之存在紧张关系的其他基本权利的适用。
[77]参见注[63]，第371页。[68]李建良：论宪法上保护义务与保护请求权之关系，李建良：《人权思维的承与变》，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0页。
例如，就户外广告牌的设置，表面上既可以适用财产权也可以适用艺术自由，联邦行政法院则认为应当适用财产权。对此学者也提出不少批评：首先，基本权利的强化可能导致不合事理的结果。
于此，一般人格权的保障内容经由基本法第6条第1、2款的家庭生活而得到强化。[2]参见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以下。这或是受到了实务的影响，联邦宪法法院在多个意义上使用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与此种以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为视角的分类稍异，权宁星、韩大元以及郑贤君则从基本权利对公权力的拘束力强弱，将其区分为限制效力相对较强的基本权利和限制效力相对较弱的基本权利[41](考虑到基本权利概念的主体的视角和术语的可辨识性，下文采用受到较强限制的基本权利和受到较弱限制的基本权利这对概念)。
[42]此系建立在联邦德国早期的宪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该观点认为，一项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可以传递给另外一项基本权利(通常是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与卡尔对具体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讨论不同，温克勒认为，具体的一般法特别法关系，系指两个以上通常成立想象竞合关系的基本权利在个案中成立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
[6]强制采集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DNA信息[7]或者要求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公民登记指纹信息，[8]可能构成对人身自由(身体完整权)、隐私权以及人格尊严的侵犯。但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宪法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色彩，为此，宪法学主要任务仍在于启蒙，普及宪法精神和价值，唤醒和增进个人的权利意识，释义学议题稍显不合时宜。
在缺乏基本权利审查实务的情形下，我国可以经由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形成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以及个案的实践调和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基本权利竞合问题提供预案。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放弃了寻找基本权利竞合问题的统一解决方案的努力，而将之委由法官个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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